忘不了那只温暖的手——忆我们的石校长
1994年4月,当我做拍摄《烛光里的微笑)的案头工作时·每每闭目神游,与教过我的老师交谈,其间谈得最多、最温馨、最动情的是我的恩师——吉首民族中学初期的副校长石兴禄。我曾多次掩面垂泪,投笔唏嘘,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昨,他那温暖的大手在我头土尚存余温……
(一)
1953年,我考进了吉首民族中学,这对于世代文盲的我们家乃至贫困山村都是一件大喜事。对于我来说,更是跨出人生的重 要一步(当然那时我尚不懂得思索这些),高兴与自豪自不待言。然而忧虑与窘迫也随之而来,报到的日子到了,全家东拼西凑,就是凑不足学杂费和伙食费(我记得是旧币8万元左右),不得已,我带着全家挤出来的一条旧棉絮和5万元钱来到了学校。自然由于学费不足而办不成报到、注册手续。那时,我汉语说不利索,求告无门,唯有眼泪汪任。负责报到的老师大约看着我可怜,叫我去找校长,请批个字就可以免交学费了。于是我畏畏缩缩地到了校长室,看见一位白净面皮、说一日完全听不懂汉语的人坐在那里(后来知道他就是校长沙吉吾),我不敢进去了。正当我彷徨无措时,有人指点迷津说:你去找石副校长。于是,我重新鼓起勇气。在山顶一排破旧平房的西头便是石副校长的家。走到门口,我叉犹豫丁。正巧,他送客出来,我看到了:高大的个子,穿着土布制服,短平头。他也看到了我,我却低着头不敢说话。忽然,他一只大手撸撸我的头,用苗语轻轻地说:“小弟,你是不是有事找我?”一听到这亲切的乡音,我竟突然哭了起来,结结巴巴地把自己的困境和满腹委屈倾放出来。末了,他笑着在我的报名单上批了几个字,叫我把眼泪鼻涕擦干净,赶快去报名……
就这样,我跨进了当时湘西的最高学府,也第一次认识了他,我们的苗族副校长。
在他的关照下,初中三年,我一直享受甲等助学金,而每次开学,到他那里“批条子”成了例行公事,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威严的校长而是我读书的“保证人”和“监护人”。
那时寒冷的冬天我仍穿着单薄的衣衫、赤着脚在室外上体育课。不久,学校给我们家境困难的学生每人发了一件新棉袄,一双球鞋。看着崭新的棉袄和从未见过的球鞋,我高兴极了。那是星期六的下午,我把鞋和袄捆在一起准备背回家。在校门口,恰巧碰到了石校长,他指着我光赤的脚问:“为什么不穿鞋?”我对
他说:“这是我长这么大得到的第一双新鞋和第一件新棉袄,我要让娘和爸先看看再穿!”他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又是那只大手指指我的头:“好!回去代我向你娘和爸问好!”我走了好远好远,他还在目送我。那天,我很晚才回到家,当我把娘和爸吵醒,让他们看看学校送给我的鞋和袄时,娘哭了,她向东方朝拜、默默地为石校长祝福,并一再叮嘱我:“好好读书,要对得起学校,对得起石校长。”
当时,在我们家乡,初中毕业生应该算是有“大学问”了。自己年已17岁,又是家中长子,应该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了。尽管我是那么向往高中,向往神圣的大学,但家庭窘境不允许我奢望。尽快就业,争取穿上四个口袋的制服,这是我最好的出路,别无选择!
交了毕业生表格后,石校长找我谈话,要我报考本校高中,我含着泪把家庭状况再次告诉了他。他沉默有顷,最后说:“把你娘和爸请来,我来和他们谈。”
那是个赶场天,下着细雨,娘是在场上卖完草鞋后才到学校的,我领着她两脚泥水踏进石校长办公室。娘很不安、手足无措。石校长给她递了一碗水,娘诚惶诚恐地端在手里并不喝。
石校长用苗语说:“大嫂,今天请你来,是想同你商量一下伢儿读书的事,你看……”
娘嗫嚅地:“这事,伢儿也讲过丁,可是家里穷,盘不起了,这几年已经够麻烦你了。”
“大嫂啊,家里困难我晓得,可这伢儿能读书,就让他读吧, 别耽误丁他的前程。我们苗家人没文化,够苦了。为了苗家,为伢儿的将来,我们这辈人就多受点苦吧。钱嘛,我们一起想办法。”
一个大字不识的苗家妇女,何曾有过一位中学的校长(那时在老百姓眼里中学校长是很神圣的了)与她如此亲切、如此耐心地谈话,而且她也知道是为自己孩子的前途着想。娘最后跪倒在石校长面前:“那这伢儿我就算交给你了,是好是坏,是打是骂,全由你了……”娘泣不成声。
石校长把她扶起来,安慰她“大嫂,不要难过,伢儿将来有出息的,放心吧。”
就这样,我报读了高中。
更预想不到的是,那年暑假后,我和龙清廉、麻荣远、龙有吉、龙福康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高中。实际上,石校长早就知道州里有保送计划,而只有报考高中者才享有被保送资格,这便是他一再动员我报考高中的原因。是他把人生中这样一次重大机遇送给了我,否则,我吴天忍今天会在哪儿呢?
那年9月底,我们在吉首准备赴京,当时石校长在吉首民师学习,他特意请假出来,在一个小饭店里为我们五人送行。他千叮咛万嘱咐的神情历历如昨,“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拳拳之心至今可感。对我们几个世事不知,从未出过远门的山沟沟里的孩子,他一一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就这样,我们从偏僻的蛮荒之地,跨进了中华文明的象征北京,去开拓崭新的未来。
(二)
少年时,我读书并不那么用功,凭着小聪明,得过且过。晚上自习时,多是和别人聊天、玩小动作,或者是看连环画。有一次,我正看得津津有眯,一只手拍在我脑袋上,我头也不抬地骂:“是哪个捣蛋鬼,搞什么名堂嘛。”周围发出窃笑声,我才抬起头来看。呀,原来是石校长站在面前,默默地盯着我,我一时狼狈无措。他“没收”了我的连环画书,把我带到教室外面,我低头无语、准备挨训。他拍拍我的脑袋:“读书不容易啊,你这伢儿!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光凭点小聪明不行啊,不要只看比你差的同学就满足了,要和最好的比,不管他是苗族还是汉族,要向最高的看齐。我们苗族伢儿有个弱点、总觉得自己是苗族,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人家一个脑袋,我们也是一个脑袋,人家行,我们肯定也能行。要人家看得起,自己先要看得起自己,要展劲,懂吗。”这几句话,在我脑海里印象太深刻了,直到现在,每当我碰到困难和挫折而气馁时,就想到这几句话鞭策自己,是否展劲了?是否尽到最大努力了?在学习、工作、创作上遇到竞争时,我从不把自己苗家身份亮在前面以求别人“照顾三分”,失败了,我再去努力。当我成功时,对手有时会惊讶;“哎呀,原来你还是苗族!”我会自豪地点点头,心里说:“怎么啦,苗家也不比别人蠢。”真的,如果说这些年来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是那“彼能也,我何不能”这股子“气”激励着我,它还将激励我奋斗下去。而第—个给我灌输这股“气”的是石校长。
(三)
我最后一次见到石校长是1960年暑假,我已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回乡探亲,那是困难时期。我到学校去看他,在山下面的食堂里找到了他,魁梧的身子只剩下骨架子。那天不知从哪儿搞来不步鲤鱼,他在帮食堂分鱼。晚上,他请我吃饭,那其大手又拍拍我的脑袋;“菠想到,你这伢儿竟会去学电影导演。”我嗫嚅着想解释,他却笑着打断我的话头:“好,学电影导演很好,那是艺术家,希望将来拍我们湘西、我们苗家的电影……”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期待的热情,我记住了他的话。是啊,一个辛勤的园丁,看到了自己培育的幼苗要拔节生长时,他自然期待着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可悲啊,可叹,他竟没看到我交出的“作业”。
1967年,我又回到家乡,那时天下大乱。我打听石校长,有人告诉我,他已经被“打倒”隔离起来。我只有站在小溪桥头,仰望山顶邢千疮百孔的房舍,默默祈祷:石校长,你千万保重,但愿我们师生能再见面.
1970年,我又一次回到湘西,迫不及待赶到学校,满目怆然,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后来终于听到准确消息:石校长“畏罪自杀”了,死得很惨!
呜呼!“畏罪”?何罪之有?“自杀”?那么宽容的襟怀,那么顽强的生命力,竟会自杀?(之后,我很快就明白了,回沪后我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达八年,那个混沌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有人告诉我,尸骨就埋在对面山上,我寻踪而去,那里因为搞基建工程已一片狼藉,斯人已去,无从寻觅。我只好“望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能说什么?!
古人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而石校长之于我,何止于“滴水”呢,而且,他滋润的叉何止我一人呢?我无以报答,他也从未企求报答。作为他的学生,作为民中的学生,我当努力再努力,用我的劳作,用我的成绩来告融他九泉之下的英灵,我知道这是他所期待的。
而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世界变得光怪陆离,使人困惑而茫然,但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需要象石兴禄校长这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仁者,他们是民族文明的脊梁骨。我期待,我坚信,我的母校民中乃至整个湘西仍有不少安于清贫,耐得寂寞的默默耕耘者,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作者简介
吴天忍,男,苗族,生于1939年,吉首人。1953年至1956年在吉首民族中学初中部学习毕业后保送进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学习,1959年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室工作,现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执导《烛光里的微笑》、《秦淮世家》、《苦恼人的笑》、《城南旧事》等多部影视片,其中《烛光里的微笑》获广电部优秀影片奖、最佳儿童电影故事片“金鸡奖”、“百花奖”提名奖,中国儿童电影“金牛奖”荣誉奖,上海文学艺术优秀创作提名奖等。